福开森的《新闻报》真的是“无党无偏”吗？不是，实则偏于清廷。

清末民初，上海滩风云变幻，报业作为时代风云的晴雨表，更是波谲云诡。在众多报纸中，《新闻报》以其独特的地位和影响力，成为那段历史的见证者。

而谈及《新闻报》，一个不可或缺的名字便是福开森。他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长期掌舵这份中国报纸，成为新闻史上的一个独特存在。

福开森——1917年起，任北洋政府总统府顾问，长达10年。1921年，任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1936至1938年，充当国民政府行政院顾问。居留中国近60年，以传教士、教育家、报业家、文物收藏家和慈善家的身份，活动于上海和南京、北京等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军软禁于其北平寓所。1942年，日美双方交换被俘人员时，被遣送回国。1945年8月，在美国纽约病逝。——引自百度百科

福开森与《新闻报》的渊源，要追溯到清末。那时，他出资购入了这份报纸，成为其背后的主宰者。福开森并非一般的商人，他在政界、文教界都有着深厚的背景和活动。他早年被清廷赐予“二品顶戴”，在官场中也有一定的地位。同时，他与南洋公学等文教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在墨水瓶风潮中成为学生攻击的对象，这足以说明他在中国社会的深入程度。

福开森接办《新闻报》后，展现出了他精明的商业头脑和深远的政治眼光。他深知自己作为一个外国人，在某些方面难免有所局限，于是他开始物色得力的助手，形成了自己的班底。汪汉溪和金煦生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分别负责业务和编辑部，成为福开森的左膀右臂。特别是汪汉溪，他以其谨慎的作风和出色的财务管理能力，深得福开森的信任，并终身效力于《新闻报》。

为了扩大《新闻报》的影响力，福开森还进行了一系列的组织变革。他将报纸改组为公司，拉拢上海商界的头面人物作为股东，但实际上，这些股东所占的股份并不多，真正的控制权依然牢牢掌握在福开森手中。这种巧妙的安排，既扩大了《新闻报》的声势，又保证了福开森对报纸的绝对控制。

在那个报纸商业化趋势日益明显的时代，《新闻报》也喊出了“不干涉政治”的口号。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福开森本人对政治毫无立场。相反，他的政治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是偏于清廷的，对于革命持有一定的保留态度。这在辛亥年武汉光复后，《新闻报》的报道中也有所体现，尽管它随着大流报道了革命的消息，但在某些细节上，还是流露出了对清廷的某种同情。

进入军阀时期，福开森虽然身居北京，但对《新闻报》的控制并未放松。他采取遥制的方式，对报纸的大政方针进行把控。这一时期，《新闻报》提出了“无党无偏”的口号，这在军阀混战的背景下，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使报纸能够保持相对的独立性。然而，当某个军阀头子上台时，福开森也会在“不偏”之中，微妙地表现出一些“偏”来。这种微妙的平衡术，既保证了《新闻报》的生存空间，也体现了福开森作为报业主人的精明与狡黠。

然而，时代总是在不断变化。当北洋军阀退出历史舞台，蒋政权上台后，福开森的政治资本开始显得有些落寞。加之上海方面对《新闻报》的停邮威胁，使他意识到自己在蒋政权下的处境并不稳固。于是，他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将全部股权售与史量才，从此结束了自己与《新闻报》长达数十年的缘分。

这场股权交易异常秘密，甚至连《新闻报》的全体职员都不知道。直到交易完成，福开森才来到上海，向汪氏弟兄说明了一切。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新闻报》的职工们感到震惊和不解。他们发起了“收回股权运动”，试图挽回这份属于他们的报纸。然而，福开森已经做出了决定，他匆匆离开上海，结束了自己与《新闻报》的第一段缘分。

然而，历史的车轮总是滚滚向前。抗日战争初期，上海沦陷，《新闻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为了能够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继续发行，汪氏弟兄想到了一个办法：重挂洋旗，请福开森重来维持《新闻报》。起初，福开森推托年老不愿涉足纷乱局势，但在儿子的再三恳求下，他最终答应了。于是，《新闻报》又成为了福开森主持下的美商报了。

太平洋公司成立后，《新闻报》的内部业务依然由汪氏弟兄负责处理。福开森则每天到馆阅读报纸，保持着一种审慎戒惧的心情。他所持的态度是完全中立，既不愿使《新闻报》受着敌伪的直接压制，却也不能容许人在《新闻报》上揭起抗日的旗帜、发表抗日的言论。然而，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福开森也在敌伪方面“遣送敌侨”声中被迫回国，不久在美国逝世。

回顾福开森与《新闻报》的这段历史，我们不禁感慨万千。从一个外国人到成为《新闻报》的主人翁，福开森在中国报业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经历了清末、军阀、蒋政权、敌伪等多个时期，见证了中国的沧桑巨变。而他与《新闻报》的缘分也经历了独资接办、长期遥制、秘密出卖股权、一度重还旧巢等多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充满了故事和传奇色彩。

福开森不仅是一个精明的商人，更是一个深谙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外国人。他在《新闻报》的掌舵期间，既保持了报纸的商业化和独立性，又巧妙地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本为报纸谋取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他的离去并不意味着他在《新闻报》历史的终结，相反，他的传奇故事和影响力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了这份报纸的每一个篇章之中。